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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儿媳妇形成了事实的劳务关系，我们老两口带孙子8年，是双保姆的服务模式。现在起诉儿子和儿媳妇，要这8年的保姆费……”近日，住在通州的关松夫妇将儿子儿媳起诉到法庭，讨要48万元“带孙费”。
当前，小两口有工作，孩子由爷爷奶奶抚养的情况在城市里比比皆是。替儿带孩子，是否形成“劳务关系”，能否向儿子、儿媳索要“带孙费”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对这起“带孙费”纠纷案进行了宣判，并向本报记者剖析了此案涉及的法律关系。
老人带孙 能算“保姆”吗?
最近，关松和妻子冯颖一起将儿子关爱山、儿媳妇闫丽告上法庭。这场家庭纠纷的起因是——关爱山和闫丽将儿子关邵英送到小饭桌，而孩子的爷爷奶奶认为这是切断爷孙感情的行为。
这场纠纷的背后，是两代人因抚养孙子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
关松诉称，关邵英是在河北老家出生的。孩子出生七天后，儿媳闫丽回北京上班。作为公婆，他们向闫丽承诺：“你放心吧，我们会把孩子抚养好的。”
关松夫妻认为，从此，他们与闫丽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而且是“全包双保姆的事实劳动合同关系。”
法院调查得知，2007年至2010年，关邵英随爷爷奶奶在河北老家生活。2010年，关松夫妇带着孙子来到北京，与儿子儿媳一起生活。2015年3月，因家庭矛盾突出，关爱山夫妇将关邵英送到小饭桌托管。关松认为，儿子和儿媳私自将孩子送到小饭桌，切断爷孙的感情，是私自违反雇佣合同的行为。
点评
审理此案的法官认为，此案应适用无因管理。根据法律规定，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抚养未成年子女是其法定义务，抚养是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免除;即使父母已经离婚，对未成年的子女仍应依法履行抚养的义务。在父母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自己的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并没有法定抚养教育义务。结合本案，关爱山和儿媳闫丽对关邵英负有法定抚养义务，而关爱山、冯颖夫妇对关邵英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抚养义务。关松夫妇对孙子关邵英的照顾，符合《民法通则》第93条之规定。
法官向记者介绍说，因为孩子的父母与祖父母没有关于抚养孩子每个月给多少钱，以及祖父母在抚养孙子上应承担什么义务的明确约定，孩子的父母没有就与祖父母达成“劳务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孩子的父母与祖父母没有形成“事实劳务关系”。
父母带孙
能要“钱”吗?
既然不能成立劳务关系，那么，父母带孙是否可以向儿子儿媳要“生活费”呢?
在本案中，关于索要48万元的依据，关松在法庭上表示：“我们老两口，每个人算年薪3万元，8年的保姆费也得有48万元了。”关松还说，48万元不仅包括两人的劳务费，还包括养育孙子的费用。从2007年9月至2015年2月，关邵英的医疗费、保险费、入托费、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均由他们老两口支付。
对此，关爱山和儿媳闫丽并不认同。关爱山说，孩子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他和妻子闫丽支付。闫丽说，她回老家生育关邵英是带着1万元回去的。关爱山也表示，“我每月都支付抚养费，钱都是我们出的。”
法庭调查显示，关爱山夫妇在孩子出生至关松起诉之前，不定期给付老两口生活费。其中，关松夫妇认可的费用有，2007年至2010年，有时每月给500元奶粉钱，有时不给。2012年给过9000多元，2013年平均每月3000多元，2014年平均每月2000多元。2015年给过两笔共计3500余元。
点评
审理此案的法官认为，关松、冯颖夫妇对关邵英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抚养义务，所以其照看关邵英即有权要求关爱山和闫丽给付一定的费用。另外，关爱山和闫丽给付过关松夫妇一定的金钱，且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关爱山、闫丽也对关邵英尽到了一定的抚养义务。因此，法院对关松夫妇的要求予以部分支持，酌情判决关爱山夫妇给付关松夫妇2万元。
法官还表示，关松夫妇的索要的48万元是基于“劳务费”和“生活费”的两项诉求。因为“劳务关系”不成立，所以劳务费不能予以支持。但是，由于老两口与小两口形成了“无因管理”关系，故可以向小两口索要抚养孩子的合理开支。
现状调查
祖父母带娃
是年轻人的无奈
采访本案后，记者随机询问了在北京工作生活的10对年龄在30岁到40岁的年轻父母。他们的孩子年龄在2至6岁之间，其中一对有二个孩子，在抚养孩子方面他们或多或少都依靠了老人的帮助。
其中一对夫妻表示，他们靠父母带了两个月孩子，其他时间雇请了保姆。这是10对夫妻中在带娃方面对父母依赖最少的一对。
这对夫妻中的女性姓许，是一位律师。她爱人是一位飞行员。许女士告诉记者，“我们请保姆也是蛮拼的。我公公曾经坐大巴车一天，到保姆家探望，住了一天再坐一天车回家。加上月子里的月嫂，我一共请了5个保姆。其中，月嫂只用了一个月。”
许女士说，他们家保姆的费用是每个月3500到5000元。年底，她会给保姆发一个红包，大约1500元，目的是为了下一年让人家接着干。
许女士一般安排保姆一年回家两次，秋收季节回一次，春节回一次，来往车票由她来买。另外，每个季节她还要给保姆买衣服鞋子，保姆回家时要送烟酒茶等礼物，保姆生病了还要带她看病。这样算下来，她一个人收入的一半多都给了保姆。
“我们两口子一上班，家里就剩我儿子和保姆，很多同事和同学都不理解，问我们怎么能放心?”许女士说，其实她们也不放心，可没办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放老人。”
接受记者采访的4对年轻父母，双方都来自外地，在北京打拼。他们都有将孩子送回老家抚养的经历，最短的也有一个月时间。而孩子在京生活期间，老人跟着回京照顾也是常态。
36岁顾女士从事金融工作，她告诉记者，她生育之后请了月嫂，也请过保姆，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老人带娃。
“我请的月嫂8000元一个月，那是4年前的价格，现在已经暴涨到1.8万元一个月了。我们也请过几个月保姆，这保姆还是从老家请来的，5000元一个月。”顾女士说，保姆在家带娃，家里人也得跟着。因为，把孩子单独交给保姆带不放心。另外，靠谱的保姆不多，能指靠着的都是抢手货，人家找到出更高工资的新东家就辞职了。
在媒体工作十余年的年轻父亲高先生说，他们夫妻俩都是外地人，都有大学本科学历，在北京的家庭月收入是13000元。妻子在生育后还做了一段时间“全职”妈妈。“孩子一岁的时候，我爱人找了工作。孩子只能回老家了。”高先生无奈地说，“等今年9月，孩子上幼儿园，我们肯定要把孩子接回来的。”
高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生孩子后，他们换了大房子，每个月房租从3000元涨到5000元，妻子被迫离职在家带娃。“我个人税后收入8000元，去掉房租，再承担三口人的生活费，太紧张了。我把孩子送回老家，重新租了个离市区比较远而且面积超小的房子，房租回落到3000。这时，我爱人还出去工作，每个月有5000元的工资到手，这样生活才趋于稳定。”
记者获知，这10对年轻父母中，只有3对与给自己带娃的父母有养育孩子给付费用的约定。其他7对，只是根据父母的需要和自己的收入情况酌情给钱，每个月的数额都不一定，绝大多数老人是贴钱带娃。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李婧
(来源: 劳动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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