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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民政部发布《2017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过去一年全国的结婚数据进行了统计。2017年内地居民的结婚人数和结婚率延续了过去几年的下降趋势——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为 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 7.0%，其中结婚率为 7.7‰，比上年降低 0.6 个千分点。
这一数据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分析师通过比对各项统计数据，并结合城市发展，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1，结婚率下降，与1988年后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有直接关系;
2，受教育程度提高，读书年龄增长推迟了结婚时间;
3，近年来的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影响结婚率的新增因素。
为何结婚率逐年走低?
结婚率和结婚年龄是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婚姻发展情况的重要变量指标。
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为 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 7.0%，其中结婚率为7.7‰，比上年降低 0.6 个千分点。在年龄段上，2017 年25-29 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36.9%。
就结婚率而言，综合过去统计数据，分析师分析，结婚率的拐点出现在2014年，这一年，全国的结婚率为9.0‰，从而结束了从2002年开始的连续12年的增势，当年的结婚率较2013年下降0.3个千分点。而2017年，这一数据进一步下降至7.7‰，同时，结婚登记数和25-29岁年龄段结婚率亦双双下降。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结婚登记数和结婚率的下降?分析师通过查询历年统计数据发现，受国家生育政策影响，近30年来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或是导致上述两项数据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
如以结婚登记年龄段比重最大的“25-29岁年龄段”人口为例，可推算出该群体的出生时间在1989年-1993年之间。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对于人口出生率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1989年-1993年间，我国的人口整体出生率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分别为21.58‰、21.06‰、19.6‰8、18.24‰和18.09‰，总体降幅为3.49个千分点。
因此，可以认为，1989-1993年的人口整体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目前“25-29岁年龄段”人口基数的降低，从而对结婚登记数和结婚率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结婚登记数的下降在全国具有普遍趋势，是国内经济发达和经济次发达地区的共性。如贵州省民政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2017年，该省结婚登记对数在2015年后逐年降低，由2015年的49.26万对下降至2017年40.36万对。
分析师预计，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已经从1987年的23.33‰降低至2016年的12.95‰，因此未来数年中，上述两项统计指标，或呈现出进一步的下降可能。
“30岁+”结婚人数增长明显
而我国的结婚年龄的拐点出现在2013年。
分析师发现，2010年20-24岁年龄段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多，占37.6%，25-29岁年龄段占31.9%，30-34岁年龄段占11.3%，35-39岁年龄段占6.6%，40岁以上占12.9%。
而在2011年，尽管20-24岁年龄段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依然最高，但占比已经开始出现变化，即从上一年的37.6下降至36.6%。
2012年，20-24岁年龄段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至占35.5%，而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已经呈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占34.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201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以发现25-29岁年龄段结婚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20-24岁，此后进一步增长至2015年的39.4%，显示出“晚婚年龄”段人口开始上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6-2017年，25-29岁年龄段结婚人口比重连续两年下降，但官方并未同时指出其他年龄段的结婚人口占比变化情况。
分析师认为，2016-2017年中，25-29岁年龄段结婚人口比重的下降，第一是适合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即随着1989年后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是导致如今结婚人数不断下降。
此外，另一种观点认为，30岁以上年龄段的结婚比重增长，是导致25-29岁年龄段结婚人口比重出现下降的新增因素。其中，有统计显示的情况是，部分地区30岁以上年龄段初婚率人数增长趋势明显。
如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2012年结婚离婚情况专报称，上海男性平均初婚年龄首达30岁;而来自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显示，2015年南京人初婚登记总平均年龄达到30.4岁，比2014年进一步延迟0.3岁。2016年，南京市的初婚年龄进一步增长至31.6岁。而2017年，初婚平均年龄达到了32.6岁。
而南宁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市内地居民结婚登记53051对，当事人平均年龄29.9岁，从全市近5年的情况来看，结婚登记数量逐年下降，当事人初婚平均年龄逐年增大。
多种因素推高结婚年龄
分析师认为，结婚率的下降，以及结婚年龄段的增长，除可以从人口学角度解释为适婚年龄人口基数变动导致外，如结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新增因素。
第一是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增长，推迟了结婚时间。分析师通过对各地方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后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在纳入本报告统计的7省(直辖市)中，2016年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较过去5年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其中，增幅最高的北京和上海两地，其2016年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分别为45.35‰和30.1‰，较2011年分别增长11.42‰和8.98‰，而即使是增幅最小的四川省，上述统计时间段亦有0.8个千分点的增长。
进一步讲，学历越高表明在校时间越长，这不仅将推迟该部分人群的就业年龄，亦将推迟其结婚年龄，通俗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结婚年龄越大。
第二是居民的生活观念发生变化。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长，以及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消费业态的发展和升级，部分适婚年龄人群开始更加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如近年来创业者的年龄段逐年降低，可说明这一问题。
第三则是近年来部分地区的高房价，导致结婚成本增长，从而对结婚率的下降和结婚年龄段的增长有间接影响。
分析师对2017年12月一线城市二手房房价与当年月均工资比率进行研究后发现，国内部分热点城市的房价与工资比率系数差呈现扩大趋势，以北京为例，2017年12月8467元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其每平方住房购买力仅为0.125，与过去几年比较，差距扩大，通俗而言，即房价涨幅高于工资性收入涨幅，使得结婚“要素”之一的购房成本大幅增长。
分析师认为，就全世界范围看，众多经济发达城市均存在“低欲望社会”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表象，就是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的存在，这一现象不仅会加快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时间，同时亦有可能降低社会繁荣度，这应有所警惕。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数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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