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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芳的家中，“红娘”的印记无处不在。墙上、柜子里全是单身男女的相片资料，有单人照、集体照、结婚照，还有朱芳与求助者和众多名人的合影照，细数起来就2000多张。除此以外，书架上、橱柜中摆放着薄厚不一的资料夹，里面都是征婚者的信息单。
家里的沙发是朱芳招待这些人的专用沙发，电话是他的红娘专用热线。朱芳的退休生活与众不同，到目前为止，经朱芳介绍成功的有1660多对儿，这还不包括没给信儿的呢!有人曾替他算过一笔帐:47年中，朱芳平均每年给人介绍成功35对儿，这意味着每个月中就有两三对是通过他介绍走入婚姻殿堂的。在朱芳的媒人生涯中，他介绍过的人最小的不到20岁，最大的90多岁，结婚的人年龄最大的74岁。朱芳笑言:“我是老、中、青三代都管。”
年轻时的朱芳当过兵，下过乡，种过地。1970年，他被分配到北京重型电机厂，成为一名普通的车间翻砂工人，天生热心的他有出了名的好人缘。也是因为热心肠帮同事找对象，才开启了他的红娘”人生。不知不觉中，朱芳已经接近耄耋之年，花白了头发，两颗门牙也在年前光荣“下岗”。至今他依然把大把时间用在为求婚者找人选、安排见面、组织聚会、整理资料和复信复电话上。
媒人不是那么好当的
没当过媒人的，不知道媒人的难处，介绍对象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头有很多学问和门道儿。比如说，电话预约、时间地点，甚至穿什么，一见面怎么说话都有个讲究，必须一一叮嘱。“因为是初次见面，彼此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双方见面了，我还要对对方做一番介绍，直到两人微笑着并肩走了，我才能松一口气儿。”朱芳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说。
过去，做媒人是件相当辛苦的差事了。过去通信不发达，约两个人见面是件“大动干戈”的事，偶尔碰上意外事情耽搁时间，可能今天的见面就泡汤了。朱芳曾在露天地里被冻了一个多小时，也有一次，他急得浑身窜火，本来一对儿求偶者约好了6点钟在紫竹院公园见面，可是班车司机在白石桥忘了听成，一气儿开到了民族大学。没辙，朱芳只好下了车往回坐，没成想偏偏又赶上了了辆快车，一站又把朱芳拉到了四道口。等他再回紫竹院公园时，约定见面的地方早已没了人影。他回家还得打电话向人家赔礼道歉。这是何苦呢?朱芳乐呵呵地说，谁让咱好这个呢?
为“奇葩选手”觅良缘
有个小伙子找到朱芳门上，恳求朱芳为自己找一个条件特殊的女朋友。朱芳听了“特殊条件”后心里就犯了嘀咕，可还是应了下来，因为不愿意冷了他的心。“就自己费点功夫呗。”他说。于是他一个一个地儿找，一年一年地寻，眼瞅着这个小伙子从25岁来到了33岁，8年间朱芳为这个小伙儿介绍了155个姑娘。功夫不负有心人，朱芳经过“八年抗战”，总算百里挑一，为这个小伙子觅得良缘。
有个身高1米55的小姑娘也给朱芳出了一道难题，姑娘身材矮小，却要找个1米8的大高个儿。朱芳心里哪有底儿啊，但看这姑娘不错，朱芳便“有求必应”。“既然姑娘锲而不舍，那我就奉陪到底。”朱芳一拍大腿说。果不其然，四年，当见到第八十几个的时候，姑娘乐了，这对儿“最萌身高差”的伙伴终于牵手成功。
不是啥人都介绍
当然，也有朱芳不愿接下的案子。200多斤的胖子非要找个100斤以下的瘦子，有人找会会过日子的，有人想找丰满的……朱芳说了，不是什么人都给介绍，“找对象不是菜市场买菜挑三拣四，必须得有个‘准儿’。”朱芳指的这个“准儿”就是先认清自己，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才能要求他人，一般没把自己位置摆正的，他也不介绍，也介绍不了。
曾有一位40岁左右打扮的女士来找朱芳。刚进门这位女士一撇嘴：“你们这层次太低，没有我想找的。”“哦”朱芳肃然起敬：“那您什么学历呀?”女士一扬眉：“什么也不是。”朱芳解释道：“我们这层次高的有研究生、博士后，还有留学归来的，您要找什么样的?”“我要找外国人，我要嫁到国外去。”女士说。朱芳挺有耐心：“您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非要嫁到国外去?”女士一听急了：“你当我嫁不出去呢?我告诉你我都到海关了，差点就出国了。”旁边的男士忍不住多了句嘴：“那您还是去联合国吧，我们这儿没有外国人!找外交部也不成，外交部的也是中国人!”说得那女士悻悻地走了。
“ 对婚姻有要求正常，但这些人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姿态。其实找对象就是找另一个自己，过高估计自己绝对没戏。”朱芳有些惋惜。看得出来很多人把找对象当作改变命运的机会，是第二次投胎，他们往往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朱芳说，那些出发点就有问题的人，就算结了婚结局也不好。
体现在花名册上的择偶标准
“2007年以前男孩多，2007年后女孩多。”说起这些年婚恋领域的变化，朱芳从自己家的花名册上就能看出特征。每一位求助者来到这里都要填写一张单子，上面记录着征婚者的基本信息和择偶标准，填好了放在朱芳准备的资料夹中，最厚的一本100页，最薄的也有30页。“其中 61本是女孩 ，26本是男孩。”朱芳指的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加上20本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和18本老年人的资料，至今仍有上万人活跃在朱芳的圈子里。一旦成了，大部分人会找朱芳取回材料，也就是在朱芳这里“销户”。
“七八十年代，给人介绍对象特别简单，公园一见面，两人儿就成了。”从逛公园认识的公园售票员，到逛商场遇到的热心买布小姑娘，或是出门打酱油的司机，只要朱芳热心上前一问是单身，定了时间地点，一见面就成的例子多得说起来滔滔不绝。但变化最快的是96年以后，朱芳因为某件事情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中后期一批一批的外地人涌来北京，他们也有找对象的需求。不仅如此，1998年，朱芳上了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联播两集，一下成了红人，全国各地的人慕名而来。
“90年代以前是二十郎当岁的小姑娘小伙自己找， 90年代末期及以后，就是家长带过来找，年龄也大了，都是三十几岁的。”朱芳说90年代以前人们工作比较单一，总结起来有“八大员”，比如炊事员、 售货员、售票员、理发员、安全员等等。后来有了“新八大员”如多了公务员、演员、文员等。经济上也有变化，90年代以前大家工资都差不多，90年代以后，工作多样，挣钱也有多有少了，择偶标准也增加了这一项。
在朱芳的眼里，他认为2011年以后人择偶标准开始有些“脱线”了，也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更让朱芳无奈的：“现在的孩子很怪，不着急，让家长愁，思想和过去不一样。”
不为发财为心安
干了47年红娘，不仅没发财，还往里搭钱费力。上班的时候，朱芳工资中有三分之一得拿出来做活动经费。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老伴就问他：“你工资条呢?”朱芳总是敷衍了事。有时还为自己辩解：“别人喜欢养花养草，打牌赌钱，我都不爱，就喜欢给人介绍对象，养鸟还得买鸟食呢，我这事儿上花点钱算什么啊!”
1996年前，朱芳全凭这一腔热情为人牵线说媒，义务奔波在求偶人的中间。随后朱芳的话费开始直线飙升，起初租房，房子需要租金不说，每月的电话费就是七八百，打印表格、文件，制作通讯录，添置桌椅板凳，来人沏茶倒水、组织联谊活动都需要钱。后来朱芳开始象征性的收钱，前来登记的人收200块钱，管终身。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找上门的合作人也多了起来，但这让朱芳苦恼起来。按理说，人多力量大，能更好地为单身朋友服务。但朱芳合作了一次发现苗头不对，很多人借着自己的名声不干正事，赚取不义之财，把好端端的事儿给办歪了。“这些单身朋友出于信任，来这里托付终身，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是我最大的愿望，其他事免谈。”朱芳的意思是，很多要求合作的机构或个人以盈利为目的，抬高中介费不说，还增加了很多套餐，让前来求助的人额外消费，有些活动因此办不成，朱芳挥一挥袖子，打发走了合作方。
说起朱芳的“红娘”传奇，不能不说说他的老伴儿，在朱芳初当红娘的几年中，他的妻子是及其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朱芳有一个近80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两个不大的孩子，住房紧张且分文不挣，再加上他一个大老爷们做媒人有点怪，所以夫妻俩经常吵架。一次，妻子正在气头上，竟把他攒了多年的征婚通讯录扔到火炉里。所幸朱芳眼疾手快，用夹子夹了出来，留下了一半。朱芳因此还掉了眼泪，但他没责怪妻子，反而下功夫做起了夫人的工作，同时尽可能的分担家务事。看到丈夫热心于公益事业，妻子深受感动，从反对转向支持。如今老两口把为人征婚当作老来事业。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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