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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记者熊芳雨11月28日报道：“找到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不少人都有被长辈催婚的经历，而这背后折射的是年轻人晚婚的现象。记者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宁愿晚婚，也一定要遇上对的人，但心里坚持着坚持着，年纪就越来越大。
昨天，市妇联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布《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通过大数据揭示40年来上海女性的变化。而其中提到，与全国相比，上海男女的初婚年龄提高速度高于全国水平。
上海女性初婚年龄已超28岁女青年“不愿结婚”比例攀升
截至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婚年龄为28.4岁，比2005年提高了5.4岁。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0岁，已经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
结婚年龄晚了，会有何影响吗?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汶蓉告诉记者，女性初婚年龄的上升是有助于提升婚姻的质量和家庭地位的。“初婚年龄的推迟有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就业的机会，对女性自身发展来说是好的，从而间接地提高其自评家庭地位及其满意程度。”刘汶蓉表示，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女性过早结婚，把自己固定在了家庭中，对于女性自身发展而言是不妥的。
此外记者发现，比较2005年和2015年的有配偶人口比例可知，女性有配偶的比例在各年龄段都有下降，且在25-29岁年龄组降幅达11.5%，30-34岁年龄组降幅也达7.6%。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中，青年男性的婚姻状况变化不大，而青年女性的婚姻状况发生显著变化。男女在婚姻状况上的变化差异，形成了公众对女性青年结婚难的焦虑。
女青年结婚难吗?应该说女青年更不想结婚。上海婚协会会长徐天立几天前刚忙完“万人相亲大会”，在他看来，如今的年轻人更加独立，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更愿意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而社会压力、生活压力、生活成本、结婚成本等不断上升，直接影响了单身者心态。“现在上海房价普遍很高，中低收入年轻人积蓄不多，一时难以应付，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艾玛是一位沪漂12年的客户经理，在她看来自己已经足够幸运，“比起几百年前的女性，至少我不会被十四岁就许配给哪个男人，然后做一辈子苦力”。已经35岁的她承受着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但依然我行我素。在她看来，如果以后遇到想长期在一起的人，会选择结婚的，没有遇到，就宁可单着。“没有爱情的时候，只有拼命工作努力赚钱能给我安全感了。”她很喜欢电影《爱玛》中的台词，“因为我会成为一位富有的老姑娘，只有穷困潦倒的老姑娘，才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上海女性工作家务一肩挑二胎促使“回归家庭”女性增多
图片说明:2015年女性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图
在这份女性发展报告中，变化最直观的是什么?年龄!2016年上海户籍人口女性比例为50.4%，上海女性的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74.8岁上升到2017年的85.9岁，上升了11.1岁，高出全国平均数6岁多，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始终位居首位(除了香港和澳门)，也在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之上。
寿命高是否因为活得滋润?要知道，上海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使她们有了更加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但尽管女性的职业层次有了较大提升，职业性别隔离仍然是就业领域长期存在的现象。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仅占29.1%，而男性占70.9%，是明显的男性占主导的职业。职业阶层越高，女性人才越少的局面在过去几十年中未发生明显改变。
在传统性别分工的文化惯性下，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儿童、老人、病人的主要照料者，女性的家务劳动压力并没有减少，所以，现代女性承担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在此压力下，“妇女回家”成为一些家庭的理性策略。
比较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可知，对于“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的观念，不仅男性在1990-2010年期间赞同率上升，女性的赞同度也上升。表示“很不同意”的比例大大降低，女性从1990年的45.2%，到2000年下降了24.5个百分点，2010年再降5.2个百分点。与此相对，表示“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却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7.2%。
为什么大部分女性同意女人应以家庭为主?经济发展的当下，市场“推”和家庭“拉”的合力，使得整体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国家鼓励二孩政策之后，加重了女性家庭角色属性。“产假结束后重返职场，并把孩子交给上一辈老人照顾，这是中国妈妈过去通常的做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汶蓉表示，现在因为育儿理念的改变，教育职责的压力增大，一些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会让女性全职照顾家庭，对个体来说，女性回家是一个理性决策和行为，这种个体决策背后是我们社会结构的不友好，无法让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
从西方家庭发展史上看，工业化导致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出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兴起，“主妇化”曾经是中产阶级女性区别于劳工阶层女性的特征，但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又开始大量走出家庭，不再囿于家庭主妇的角色。
如今，在中国，又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回归家庭。小吴以前是位职场妈妈，她告诉记者，生了二胎后，在面对如何平衡职业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身份时，感到十分挣扎。“也想过请保姆，但现在一个保姆起码要4000元，我工资只有6000元，又何必自己上班挣钱养保姆呢。”小吴今年33岁，她的儿子刚刚学会走路，丈夫的薪水足够支撑这个家庭，她表示，“如果丈夫不赚那么多，我一定会继续工作。但是现在，我每天陪在孩子身边也很开心。以前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会给孩子买贵的玩具，以补偿我不在他身边的时间。但我辞职之后，我没有买过一件玩具给他。现在他的玩具都是我做的。”
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前主管鲁英此前表示，在中国，“全职妈妈”一词曾经不受欢迎，并被认为含有“无能”“不会赚钱”等负面含义。而现在，更多女性开始自愿选择成为“全职妈妈”。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在选择是否当主妇时变得自由，这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看她们是否是自愿作出这个决定的。”
（来源: 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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